一百年前那场震惊纽约的唐人街堂口之争

  1993年,协胜堂成员,图中男子为全国秘书长恭艾迪(Eddie Gong)。图片由纽约世界电讯太阳报提供

  移居美国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而新大陆上打拼的华裔们在20世纪初过得尤其艰难。19世纪80年代,联邦法院通过了一条法律,即禁止新的中国移民踏入美国领土,并否认已经在美境内中国公民的权利,中国劳工的处境惨不忍睹。和其他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一样,他们极其渴望在一片陌生并充满敌意的土地上立足,其中的一些人认为,犯罪才是唯一的出路。

  斯科特塞利格曼(Scott D. Seligman)在他的新书《堂口之争:纽约唐人街不为人知的罪恶、金钱和谋杀故事》(Tong Wars:The Untold Story of Vice, Money and Murder in New Yorks Chinatown)里为我们了解神秘的华人堂口(或称兄弟会组织)提供了一个既迷人又暴力的视角。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为了追求金钱、名誉和权力,职业打手、大毒枭、黑帮头目、假警察、市政官员和律师们在纽约唐人街里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腥风血雨。

  这些经营妓院、赌场和生意的犯罪集团,原型是一个个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包括安良堂(On Leong)和协胜堂(Hip Sing)在内的秘密兄弟会组织发动了匪帮内最血腥的战争,在美国最大的城市里,他们用短柄斧头、剁肉刀、手枪、自动步枪甚至炸弹制造了一大片杀戮区。我们采访了塞利格曼,与这位精通普通话和粤语的教授一起探讨了20世纪初华人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堂口之争爆发的原因,以及经历30年动乱之后的堂口纷争平息的经过。

  VICE: 上世纪初,纽约的中国移民过着怎样的日子?这些匪帮社团又是如何形成的?

  斯科特塞利格曼:美国的华人在那段时期是被边缘化的群体。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明确指出:华人不属于美国公民,并且不能加入美国国籍。美国法律还将华人的诸多消遣形式视为违法行为,其中包括赌博。利用这些针对华人的规定,纽约的一些执法者们肆无忌惮地欺负华人 —— 拿着过低薪水的警察们勒索来自中国的生意人,如果不交保护费就会受到警方的威胁。他们对华人充满了敌意,把华人视为灾星。华人得不到检察官的同情,在法庭上也无法得到公平地对待。

  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华人们自发组成了互帮互助的社团,其中的大多数绝对不是犯罪集团 —— 这里有来自同一个地区的华人组成地区性团体;还有不管来自哪里,只要姓氏相同都可以入会的宗族团体。第三类就是结拜的兄弟会,一般被称为 “堂口”,意思是 “会馆”。成员不需要来自同一个地方,也不需要有血缘关系,人数通常也比较少。堂口都是秘密社团,尽管他们表面上也是友善的团体,但20世纪的头10年起,堂口就和各种黑社会活动联系到了一起。

  活跃在美国的堂口和中国的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20世纪30年代前,在纽约为非作歹的两个堂口都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其中的一个叫做安良堂,它是在纽约成立的,它最大的对手是协胜堂。协胜堂成立于美国西海岸,并在19世纪80年代将势力扩展到了东海岸。许多堂口的做法据说都源于中国清代(1644-1911)的传统,当时一些亡命之徒组成了结拜兄弟会和匪帮,致力于反清复明。

  从20世纪初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纽约发生过4次大规模的堂口战争,每次持续的时间不尽相同,而且每次战争的原因也不一样。第一次战争是争夺赌场的控制权,第二次是为了堂口 “所有权” 和一个女人,第三次是分配不均,第四次则是一个堂口对另一个帮派的背叛。这些堂口战争的共性是一旦爆发就很难收手,因为如果不回应挑衅就是没面子。要想停火则需要长时间的谈判,而这些谈判有时会有效果,有时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这个过程其实比较缓慢,但随着武器越来越先进,参战的人数日渐增加,战争很自然地就升级了。19世纪晚期,他们用的还是刀;到了20世纪初,唐人街左的数量就急剧上升。炸药只用过一两次,那是在战争的后期,大约1912年左右 —— 那些东西对财物的破坏极为严重,但通常不会伤及无辜。

  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战斗或者事件使得堂口战争成为众所周知的线个赌场发动了大规模突袭。在当时的纽约,这是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一次突袭。同年,协胜堂的枪手在多耶斯大街(Doyers Street)的中国剧场血洗了安良堂,这起事件同样轰动一时。1909年,由于宝坤(Bow Kum)的姨太太被杀害,第二次堂口战争就此爆发。第三次战争中,安良堂谋杀了协胜堂的堂主和副堂主,使协胜堂群龙无首。

  为什么堂口战争肆意持续了30多年,而当地警方却坐视不理?这一时期的美国警察不是喜欢找华人移民的茬儿吗?

  实际上,官方的确是有介入的,我在书中对这方面有详细的梳理。但是当时警方的介入不像今天这么有效。警方关闭了赌场和妓院,逮捕了闹事者,并将其中的一部分送进了监狱;地方检察官指控一些堂口成员犯了杀人罪,并将其中一部分执行死刑;法官在堂口间进行调停,争取停火或休战;最终连联邦政府官员也介入了战争中,他们将一些堂口成员驱逐出境。每次遭到政府干预后,堂口的战争都会有片刻的停息,但是过不了过久,又有新的冲突爆发。

  堂口的头目,比如协胜堂的 “素鸭”(Mock Duck),通常扮演了怎样重要的角色?

  堂口和绝大多数华人组织一样,都是等级森严的,堂口的事务会由高级官员负责管理。“素鸭” 和其他头目不同的一点在于他非常年轻,这在一个讲究 “德高望重” 的文化当中很罕见,但 “素鸭” 的冷酷和智慧让他一跃几级,迅速登上了协胜堂金字塔的顶端;而安良堂的头目李唐(Tom Lee)则是一位 “灰衣主教”(minence grise)。

  李唐死后,由鲍查礼(Charlie Boston)掌管安良堂的事务,他随后控制了全国的经销网;龚老金(Gin Gum)是安良堂的参谋;协胜堂的参谋是黄葛(Wong Get);协胜堂还有个成员叫做陈杰兰(Chin Jack Lem),此人原是安良堂的成员,后来引起了第四次堂口战争。

  主要是因为30年代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使得堂口没有经费也没有动机继续战争。到了1931年,25%的美籍华人失业,于是很多人就指望着堂口的福利。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也使得战争难以为续 —— 堂口的闲钱不是救济穷人就是寄回国内用于抗日活动。另外,警方也致力于打击赌博行为,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的势力曾一度衰落。同时,纽约有8000多华人不再住唐人街,他们中40%以上都出生在美国,不再需要寻求堂口的保护。

  你的书中对于匪帮生活有着细致的描述,由于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备受赞誉。你写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

  《堂口战争》是我描述华人在美国经历的第三本书了。我从大约10年前开始关注这一课题,因为它结合了我对中国的浓厚兴趣、我在大学时期对美国历史的研究,还有我对宗谱及历史研究的经验。前两本著作是关于所谓的华裔美国英雄的传记,而在《堂口战争》一书中我希望关注那些更普通的人。

  我们对于早期唐人街的知识都来源于报纸,尤其是《》,它们提供了相当实用的年代表。这些报道都是由白人记者撰写的,但是他们过于依赖华人所提供的资料。因此,这些记者很难区分哪些是事实,而哪些又是杜撰。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的情况,我咨询了纽约州和联邦的人口调查记录、航运旅客名单、出生和死亡记录、庭审记录,以及收录在国家档案馆中的排华法案卷宗,这些资料为我了解华人个体提供了丰富详实的信息。我还研究了几本英文和中文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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